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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一年一度全球女性争取和平及平等发展的日子。
它的内涵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一场女纺织工人维权罢工。当年的女性以“Bread for all, and Roses too”（面包加玫瑰）为口号，要求缩短上班时间（十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和享有选举权（妇女选举权）等。
而“三八”这个具体的日子则源于俄罗斯女性在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举行的另一场女权运动。这场运动揭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之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女性选举权。
从当年的这两场运动可见，对当时的女性而言，面包代表经济保障，玫瑰象征生活品质，而选举权则代表最基础、显性的性别平权。这说明在那个年代，女性追求的性别平等还处于早期阶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在全世界内，女性的整体权益已今非昔比，大家关注的平权也从面包、玫瑰进入到了刻板印象、母职惩罚、晋升困境等更深层次。
在此，笔者谨就个人经历，来浅谈一个在职业选择上常见的性别偏见，以及隐藏在其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作为一名在国内商学院讲经济学的教授，每年都有不少企业家们来交流孩子的教育与职业选择问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相当一部分女生家长流露出的愿望是想让他们的女儿能继续攻读博士、将来好做教授。
为什么要做教授呢？这些家长的回答大多是做大学老师工作安稳、受人尊重、有寒暑假等。
但是想做大学老师（也包括名牌高中），基本上博士是标配。如果是知名院校，则需要海外博士头衔作为敲门砖。其结果就是这些年来中国女孩读博，包括赴美读博的数量越来越多。
不过，那边的情况跟国内相反。比如在一个典型的欧美人眼中，女孩不适合读博士，他们也很少去鼓励自家的女孩搞科研、做教授。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读博、做教授，脑力劳动强度很大、对时间投入的要求也无休无止，反而不是女生应该追求的理想职业（另外一个在中西教育观念中完全相反的职业是医生）。
这很有意思。虽然中西方对女孩教育和职业的引导方向看似不同，但背后其实有相似的性别偏见。即两边社会都认为：
1）学习嘛，理工科更难，不适合女生；2）工作嘛，轻松安稳点好，女生不用太拼。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美国博士学位调查2021》也印证了我的印象。
数据显示，2021年当年拿到学位的女博士占比46%，其中在学位比例高达78%的S&E领域（科学&工程），女博士占比43%，而剩下的22%非S&E领域，女博士占比更是高达58%。
从增长率来看，在女生普遍被认为不适合的S&E领域，近20年间，女博士获得者增长了72%，而男博士只增长了40%。
国内的情况类似。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中国教育概况》，我国博士生当年在读生42.4万人，其中女博士17.5万人，占比41%，到了2021年，中国在读女博士增加了2%，达到43%。
不管怎样，在笔者看来，这都是好事，说明今天的女性在教育层面已经逐步跨越性别偏见，逐步走向了巾帼不让须眉。
实际上，中国女生家长希望女儿读博、去做教授的愿望，放在美国的博士身上，是相同的。
根据康奈尔高等教育研究院发起的“博士生教育与未来的教师”研讨会议（后出版了同名书籍）披露，一项针对全美范围博士生教育结果的调研显示，不论职业目标为何，总体而言有50%～65%的调研参与者拥有教职，剩下的35%～50%的博士毕业生主要任职于商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下简称BGN）。
至于那些没有进入学术界的博士毕业生，从专业来看，他们占比最高的三个专业分别是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生物化学。
这很好理解，这三大领域正是美国商业社会对高学历人才需求最旺盛的领域。有机会赚更多的钱，为什么还要做辛苦教书、写论文的教授？
该会议材料还披露，虽然教授确实是相当一部分博士的职业归宿，然而对于女博士毕业生而言，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比想象中更难。
虽然女博士毕业生一直增长，但是直到今天，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的教师群体中，女性的比重却依然不高，在S&E领域尤其要少。
是这些研究型大学不欢迎女性教授么？相反，美国大学普遍有政策鼓励各院系招聘女教授。
有研究表明，如果女性博士毕业生去申请研究型大学的职位，她们获得面试的概率要高于男性，如果去面试，她们获得教职的概率同样高于男性。
以我任教过的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为例，我们的女教授很宝贵。某天一位生理男性教授突然宣布他已完成换性手术，然后穿着“红装”来学校上班了。
其关键原因主要在于在科研学术和家庭之间，女性通常是为家庭付出更多的一方，很难心无旁骛地投身学术研究。女性学者通常会因发表文章的记录低于男性，进而导致晋升率也较低。她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在晋升之前离开学术界。
从博士到博士后岗位，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最终成为教授的这条路本来就是非线性发展的，对女博士而言，因为社会偏见和家庭因素，往往导致她们追求终身教职的路远比男性要复杂。
根据2023年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女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下称戈尔丁）的亲身经历，20年间，她所在的经济学领域，虽然女博士比例达到30%~35%，但她们当中之后拿到终身副教授的为25%，成为正教授的为15%。
当然近些年来，美国的女教授比例相比全球，增长还是明显的。根据2016年美国高校终身教职中女性26%的数据推算，到了今天随着女博士占比不断的提高，女博士、女教授之间不成比例的“剪刀差”有望得到缓解。
国内的情况也类似。虽然不少优秀女孩的家长，普遍想让他们的孩子能拼“博”成为大学教授，但现实却是中国女教授的占比依然差强人意。
就目前的发展的新趋势而言，在全世界内女教授的占比都会逐步提升，但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换句话说，女生读博固然值得赞赏，但是切莫以为，读博了，就一定能通往教授之路。即便得到了，它也不是一份轻松安稳的职业，对于女博士而言，尤其如此。
偏见终归是偏见。不管这些偏见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无论它是否是潜意识的，都认为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依靠脑力而非体力决定我们共同未来的世界，如何确保能利用、并最大化利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群体的创造力，是全社会的责任。
不过，在大社会面前，每一个个体是渺小的，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超脱社会观念和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让头脑中保留太多的“女生不……”等等偏见，它势必会影响人类社会的集体表现。
反之，如果每个人都能有意识地消除头脑中或多或少的偏见，让造成“职业隔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即男性和女性都在自我选择或被迫投身某些带性别偏向的职业）的偏见不再影响下一代的人生选择，全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会不会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