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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见到55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时，我忍不住盯住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总裁的鞋子。没错，我知道在欧元区濒临崩溃、美国国会在财政政策问题上陷入僵局、投资者为不断升温的社会矛盾而担心之际，这种反应听上去有些婆婆妈妈。但拉加德的鞋子确实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当时，她坐在华盛顿特区IMF总裁办公室的白色大沙发上，办公室的天花板很高;她脚上穿的，不是那种刻意男性化的粗笨鞋子(就像一些试图打入男性世界的女性会穿的那样)，也不是纽约女性常穿的那种“恨天高”细高跟鞋，而是一双海军蓝低跟便鞋，充满了自信的意味，充满了法式的优雅，仿佛在说“我什么不知道啊”。这是一双非常女性化的鞋子，但又很实用，显得很有权威。
对于拉加德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半年前，拉加德被任命为IMF史上首位女性总裁、由此踏入史册时，穿的也是便鞋。她接替的是同为法国人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 Kahn)。任命过程遭遇了相当大的争议。斯特劳斯-卡恩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因涉嫌性侵纽约一位酒店女服务员而被迫辞职。最初提名拉加德的时候，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表示反对，称让法国“有权”提名又一位IMF总裁似乎已不合时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毕竟，如今对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巴西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另外，以拉加德的身份，她似乎很难以中立的立场处理IMF眼下的最大难题：欧元区。拉加德的上一份工作是法国财长(她也是七国集团(G7)国家中的第一位女性财长，创下了另一个“第一”)。那让她深陷欧元区的麻烦。
最终，拉加德优雅地避开了争吵，部分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普遍认可其高度的专业能力，以及这位女士的非凡魅力。而如今，坐在IMF总裁办公室的沙发上，拉加德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欧洲和美国都濒临动荡之际，投资者和政界人士都急于知道，IMF和拉加德究竟能否有所作为，平息众人的恐慌情绪?她能否为希腊、意大利，甚至她的母国法国找到“解决方案”?
不过，拉加德身上还寄托着人们的另一份期待成为女性验证自己能力的一道分水岭。在全球金融界，女性从未担任过如此高的职务;此前金融界一直为男性所主导，不仅在各银行内，在官僚机构内亦然。拉加德自己就常常感叹于这种格局，比如，她曾开玩笑说：当初如果有“雷曼姐妹”在，金融危机的走势或许会相当不同;她还指出，“可惜欧元创立时没有女性参与”，所以欧元只有爹、没有妈，先天的底子就没打好。拉加德最近与我通电话时还说：“我希望金融界有更多女性我认为这会让金融界健康得多。如果(2008年)金融界有更多的女性，不知道情况会不会不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或许会的。”
而如今，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样，拉加德也掌握了实权。那么，女性执掌IMF是不是真的会带来不同?拉加德能否为其他女性开辟出一条道路?抑或，官僚体系以及困扰着西方和IMF的政策噩梦，最终会击垮她?“我知道有些人视我为榜样，一些年轻女性希望从我身上获得启发，”拉加德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愿意想这些，想这些会让人自我膨胀。但正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Sartre)提出的一个观点，你就是他人眼中的你。这是一种责任。”
拉加德自己承认，她从小就是这么个果断、负责的性格。1956年，拉加德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全家搬到了诺曼底。拉加德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她是长女，有三个弟弟，成长环境严格而不乏慈爱。拉加德曾就读于勒阿弗尔的公立高中。青少年时期，拉加德曾热心投入女童子军的活动，还加入了花样游泳队，积极参加训练。她所在的花样游泳队曾在法国全国赛事中取得辉煌的成绩。拉加德说，游泳队的经历教会她“屏息凝神”，也教会她在组织起来的团队中做好工作。
然而，在青少年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改变拉加德人生轨迹的事情。第一件是，父亲去世了，留下38岁的寡母独自支撑家庭。“我母亲非常坚强。”拉加德回忆道，说自己“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另一位对她影响极大的女性榜样是她的祖母，“一战的时候当过护士，是个很不一般的人，挣脱了自己不满意的婚姻。”第二件改变拉加德人生轨迹的事情是，她获得了一份奖学金，可以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靠近华盛顿)的贵族学校霍尔顿-阿姆斯 (Holton-Arms)学习一年。在那里，年轻的拉加德学习了英文，而更重要的是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思维方法的熏陶。之后，拉加德开始实习，为华盛顿的一位参议员做助手，实习结束后她又回到法国，进入巴黎第十大学(University Paris X)学习法律。毕业后，拉加德申请进入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简称ENA)深造，这所学院是培育法国公务员的摇篮。可两次申请都没有被录取，令她郁闷。于是，在读完政治学硕士之后，1981年，拉加德进入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Baker & McKenzie)的巴黎分部。
在所里，拉加德升得很快，她果断、能干，令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然而，没过几年，拉加德就遇到了女性职业生涯中的典型“关卡”：拉加德二十多岁结婚 (那段婚姻并未持久)，30岁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两年后，在升为合伙人后不久，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两个都是男孩)。“我是个老派的人在我们那个年代，(职业女性)别无选择，只能努力验证自己能行，埋头干活，抛开畏惧。”拉加德回忆道，“两次怀孕，我都一直工作到临产之时，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很识相，一个在5月出生，一个在6月出生，这样我可以在夏天休产假、哺乳，夏天一过就回去工作。”
“据我观察，在法国，职业女性做妈妈比在美国轻松美国没有法国那样的幼儿园体系，”拉加德补充道，“我很高兴地指出，IMF有自己的托儿所如果你早上早一点过来，会看到很多小宝宝待在门厅里，那都是父母上班时把他们带来的!”
生完孩子以后，拉加德继续步步高升，为了孩子和事业两头奔忙。她坦承，自己从来就没像“虎妈”那样管过孩子，因为她“根本不可能”每天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检查儿子的功课。“当然，我一直有些歉疚。但这就是我。对于我来说，最开心的事情是孩子长大、亲口感谢母亲的付出，而不是时刻陪着他们。(两个儿子中的一个)11岁的时候，对我表示了感谢那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1999年，她被任命为贝克-麦坚时史上首位女性(而且不是美国人)的主席，并领导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业务。拉加德因此进入法国政府的视线年，拉加德的职业道路发生明显的变化，她进入法国政府，担任贸易部长，之后转任农业部长。2007年，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法国总统后，任命拉加德为财政部长当时正是金融危机爆发前夕。
作为法国财长，拉加德很快在七国集团中赢得了无数赞誉，特别令人赞赏的是，她镇定而称职地处理一个又一个金融灾难，扮演既权威又四平八稳的关键角色。作为爱丽舍宫(Elyse Palace)里不多的女性官员，拉加德格外引人注目。在非常看重国家行政学院一纸文凭的法国政界，拉加德也因没有这一文凭而显得突出。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同僚们有时会说她是个“美国人”，因为她不仅英语说得地道、近乎美英人，而且理解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思维方式。
但这一“美国人”标签并不妨碍拉加德坚决捍卫法国的利益：在金融危机期间，她多次与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顶撞，有时还严厉批评美国的政策。(在叙述金融危机来龙去脉、获得奥斯卡奖的美国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中，有这样一幕：在被问及对美国竟让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作出了什么第一反应时，拉加德回答：“天哪!”这是整部电影中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也最不留情面的一句话。)不过，尽管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但因为毕竟在一家美国律所里执业多年，拉加德有时展现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行事作风。她会毫不犹豫地炒掉无能的员工，也善于用幽默对付美国的媒体 (及政界)，那种自嘲式的幽默使她显得很有魅力。比如，在2009年，拉加德曾作客美国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一开口，她就完全脱掉了法国人的那种严肃，笑话一个接一个。
那么，如今告别爱丽舍宫、来到华盛顿，情况又会怎样?西方许多领导人都对拉加德表示了赞赏，称她头脑冷静、毅力不凡。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今年早些时候表示：“无论在哪里工作，她都能够表达和坚持自己的看法，发挥自己的影响。”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也赞赏拉加德“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在担任法国财长期间，一方面积极捍卫法国利益，另一方面与国际同行保持良好的关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 奥斯本(George Osborne)自称拉加德的粉丝，说她的任命“对于全球经济和英国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没有人比她更适合这个职位”。
拉加德在IMF的新同事们说，这位新总裁已经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斯特劳斯-卡恩通常直接下命令、并依赖亲信圈的意见，而拉加德则不厌其烦地咨询许多人。拉加德解释说：“我的管理风格更包容。或许你会说，是因为我的性别我确实认为女性往往更具有包容性。在组织团队方面，我非常果断，但我确实会广泛咨询意见、倾听多种观点，然后做出决定。”
拉加德承认，这样的形式也有缺点。一些观察人士担心，拉加德的决策会变得过于正统，要么因为她要寻求凝聚共识，要么因为她的非常规背景反而使她更不愿意在政策上有出格的举动。这让一些批评人士感到担心，他们都以为，解决目前的危机，需要采取一些大胆的经济策略。此外，拉加德没有念过经济学，必须依赖顾问人士，这一点也增加了大家的担心。
然而，拉加德已经展示出稍稍跳出常规的意愿：上任后不久，她指出，欧洲各银行急需更多资本金，此言激怒了欧元区许多领导人。拉加德还辩称，包容的方式在如今是个长处，而非短处;一个人(或一个大国)能够主导议程的时代早已过去。单凭经济学家们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各种灾难。
作为“包容”努力的一部分，拉加德还继续致力于增加高层中的女性。如今，拉加德在努力让IMF摆脱斯特劳斯-卡恩丑闻的阴影。她说：“(在上任后的)头两个星期，IMF还处在遭受丑闻打击后的恢复期，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坚决地把这一页翻过去。我认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性别帮了不少忙。”不过，如今拉加德更加关注的是，推动IMF实现管理层女性比例达到30%的目标。“IMF的董事会在女性比例方面做得不怎么样，但我的核心管理团队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拉加德说，“董事会的性别比例有时不说明问题你看，如今许多企业的董事会里都有些女性，但核心管理层仍然以男性为主。”
拉加德还继续为全方面提高女性地位而努力。去年，她宣告支持一项有争议的提议，即设定欧洲各企业董事会中女性的最低比例。“这对企业也有好处。据我观察，女性人数比较多的董事会确实不一样女性往往对风险有不一样的把握，比如在投资组合管理方面。”毕竟，拉加德补充道，大多数女性更善于把握全局，部分原因主要在于，与她本人一样，她们都花了那么多年忙于兼顾家庭和工作。
如今，拉加德要“兼顾”的事情仍然很多。拉加德与她的伴侣、企业家格扎维埃-吉奥康帝(Xavier Giocanti)在一起已经5年。但吉奥康帝现在要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两头跑。另外，尽管爱好潜水、瑜伽和园艺，但拉加德哀叹，今年夏天，自己连鲁昂(诺曼底)家里种的水果都没顾上收。尽管如此，不管在哪里出现，拉加德总是一副气定神闲、不容置疑的样子，身上的套装也总是那么经典。
“我第一任老板对我的影响极大她是比利时人，非常优雅的一位女强人，”拉加德回忆道，“她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我从她那里学到如何穿着得体。八、九十年代，我来到美国，看到美国许多职业女性总是打扮得十分男性化，这对我的触动也很大让我告诫自己别这样。”拉加德承认，她最喜欢的服装品牌包括香奈儿(Chanel)和Ventilo。“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母都又瘦又高，我自己的身材也从来没变过，有些衣服穿了20年。”自律想必也是她保持身材的重要原因：拉加德经常锻炼，且从不饮酒。
我问，那你现在有没有造型设计师呢?有那么一秒钟，拉加德似乎完全没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接不上话)。“造型设计师?我有发型设计师!但是帮我搭配衣服的，没有!为什么?这是我的风格。”或许，这才是拉加德身上最令人鼓舞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