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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古代的外销产品，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瓷器、茶叶和丝绸。而据史料记载，这三种产品中，最早被传出去的是丝绸，因为它很轻便，很早就传入了欧洲，甚至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传出。丝绸让欧洲人，有了最好的布料。茶叶让欧洲人有了一种除了咖啡以外的另一种健康饮料。而瓷器更为欧洲人提供了一种更为美观、实用的器皿，而在此之前，他们使用的是稍显笨重的陶器和导热过快的金属器皿。在古代这一些产品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就像今天的古驰、路易威登……
在这三种产品中，瓷器又有着特别的意义，在那个没照片的时代，文字和绘画是重要的传播载体。瓷器上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图案，可以让欧洲人看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的文化，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的习惯、中国的园林、中国的文字……我们都知道“瓷器”的英文为“china”，和中国的国名是同一个单词，在外国人眼中它与中国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新年伊始，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纪录片《瓷路》播出了。在《瓷路》播出之后，讲述这三种外交品的纪录片(另两部为《茶》和《丝路》)就已经全部面向观众。《瓷路》的执行总导演董浩珉认为，“虽然这三部纪录片并不是在立项时就被定为一个系列，却被有意识地整合在一起。”
从前期筹备算起，《瓷路》的团队用了5年的时间去制作这部纪录片。摄制组追寻瓷器的“脚印”，走到了中国18个省，又踏足世界上10个在古代和中国进行瓷器外贸的重要国家，来描绘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的画面。董浩珉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古代的中国文明是高于其他文明的，这个落差甚至大于今天的美国与其他几个国家的落差。高的一定会向低的流动，但我们更强调的是交流。在一个足够长的历史里，文化一定是相互影响的。”
作为执行总导演的董浩珉说，“在五年前，瓷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日用品。但今天让我来判断瓷器是怎样的东西。我认为瓷器就是一本书，从这本书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和历史，很多人的悲欢离合。它和中国人的生活关系太密切。”
在董浩珉的眼中，瓷器与茶叶、丝绸的不同之处在于，瓷器是历史的产物，瓷器本身写着每个时代的历史，并且不会腐烂也不会变质，每一件瓷器都是永不腐烂的史书。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当时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我们都可以从瓷器的外形等特点中推断出来。
瓷器和茶、丝绸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外交品。但瓷器似乎又有着它的特别之处，瓷器有着时代的特点。董浩珉说，“瓷器是时代的产物，唐代有唐代的瓷器，宋代有宋代的瓷器，而宋代的瓷器肯定不会在唐代出现。”但是“像茶叶，可能在每一个时代都差不多，丝绸差别也不大，但不同时代的瓷器差别会非常大。”
而这个时代的产物，即使沉入大海、埋在沙子里，成为碎片，它也永久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船携带着大量的瓷器出去，就算船沉了，不管是埋在沙子、还是沉在海底，数百年甚至千年，它是不会腐烂的。”
瓷器本身就写着历史。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当时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我们都可以从瓷器的外形等特点中推断出来。而直观的是瓷器外部的花纹和图样，人们的样貌、生活状态，都可能被画在瓷器上。董浩珉说，“到了清朝以后，瓷器中覆盖了大量的信息，画了花鸟鱼虫，各种图案，甚至文字，把瓷器拿出来做研究，可以看出历史的画面。”
而另外一方面，“对于文化来说，我们通过元青花，可以看得见当年的绘画水平，和当年一些来自西方的图案、元素”。从这些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中国古代是通过哪些方面和西方交流的，“瓷器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中介，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镜子。”
从瓷器的绘画风格以及烧制材料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比如唐代的唐三彩。
作为纪录片《瓷路》的执行总导演，董浩珉告诉记者，此次拍摄最初就确立了选题方向不是瓷器的工艺、装饰、纹样等，而是去探讨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流。
“我们有一个概念，中国古代是闭关锁国的。但是这似乎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的，而这一点仅仅从瓷器上就可以看出。”董浩珉认为，这一点在唐朝著名的陶瓷品“唐三彩”上就得到了非常扎实的印证。
“在唐三彩的器皿上能够正常的看到唐代的缩影。在唐三彩上重要的图案就是人物、骆驼、马。而这里面的人大量的是胡人。”胡人是中国古代汉人对除了汉人以外部族的称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国人。“我们想象的到，当时一定有很多外国人在长安里生活。”董浩珉认为从瓷器的绘画风格以及烧制材料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中国古文中“三”代表“多”，“三彩”就是“多彩”。中国古代的陶瓷制品都是单色的，一般有黑色、红色、青色，但是像唐三彩这种色彩斑斓的几乎没有，而这种彩色的装饰很显然带着一种浓烈的西亚风格。而唐三彩中蓝色的出现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烧制蓝色需要一种叫钴的矿物质。但当时中国是没有发现这种矿物质的。”而这种矿物质很有可能是从传过来的。
元青花有很多大盘子形状的器皿，推断为“西亚订制”的理由就在于它们的形状是不符合中原人使用习惯的。
元青花是今天市场一种极其稀少和昂贵的瓷器。董浩珉认为，当今留下的元青花稀少的原因除了元青花烧制的时间比较短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大量元青花器皿被销到国外。
我们都知道元代版图庞大，“理论上来说，元代时，中国和西亚是一个国家，当时的路路是畅通的。这个时候，西亚的需求、订单就不断产生。在中原地区烧制的瓷器就可以不断传入西亚地区。”董浩珉认为，推断这些器皿为“西亚订制”的理由就在于他们器皿形状是不符合中原人使用习惯的。“元青花有很多的大盘子形状的器皿，在古代中原地区是不用这种大盘子的。这种大盘子的器形就是阿拉伯人的习惯。他们是坐在地上，用手吃饭的，所以他们需要大盘子。”而“元青花上层层叠叠的花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神庙上，这种花纹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所以，这种带有浓厚的风格的瓷器产品，应该很少在中原销售，而是直接销往西亚地区。
董浩珉和记者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献中，他们找到了这种“出口”订单的凭证。“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早于英国等地的东印度公司，他们的文献记录了很多更早的中国陶瓷外销的历史。在荷兰的海牙，我们找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文献。荷兰国家档案馆给我们调阅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档案。那里记录了一个荷兰人在中国广东设置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是做中国销往荷兰的陶瓷贸易的。他把荷兰人的订单，用铅笔画画下来带到中国生产。”外国人的瓶子和中国人需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铅笔画可以直观地表达出他们的需求。这就是早期的产品设计图纸。
为了尽可能给观众交代出瓷器之路。摄制组在过去的两年里，北到内蒙古、西到新疆、东到台湾、南到海南，覆盖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瓷器产地和外销路线个国家进行拍摄。
董浩珉和记者说，瓷器流向世界的路大概有三条。“一条就是向西的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到了哈巴克斯坦、土耳其；还有一条路就是下南洋的路，这条路从广东那边出发，穿过中国的南海，我们去了新加坡、菲律宾、印尼。从这条路进入印度洋，往北走就是欧洲，在欧洲我们去了荷兰、德国、法国、英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本。这些国家都是历史上和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重要国家。“瓷路不是严格、行走的路，我们通过十来个关键的国家，来描绘出来当时的历史。”
在中国的海南，“海捞瓷”非常有名。“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海里捞出的瓷器。在古代瓷器大量用海运的方式出口，而一些船只因为种种原因沉没，船上的瓷器也随之沉入海底。这些瓷器再被今天的人打捞上来。
董浩珉和记者说，现今有记载的最早的一艘中国沉船在印尼一个偏僻的小岛附近。这艘沉船是唐朝时期的船只，被称作为“黑石号”。在上世纪90年代，这艘船整船被德国人打捞上来，最终被新加坡政府买走。摄制组不仅到新加坡拍摄了被打捞出来的完整器具，也来到了“事件发生地”进行拍摄。董浩珉说，“我们雇佣专业人员到水下打捞，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依然找到了大量的瓷器碎片。因为这条路线，是中国和南洋、欧洲贸易的最重要的路线。比路上肩扛、马背省力很多了。所以虽然危险，但是依然有源源不断的船从这条航线上走过。用考古学家的话说，这条海上的贸易之路，就是用沉船来铺就的。”
在中国我们常把“陶瓷”放在一起说，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器皿。陶器非常的笨重，而瓷器小巧轻便。我们无法考证最早发明陶器的是哪个地区，但是瓷器是中国特有的。
董浩珉说，瓷器很早就传入了欧洲，但是在1710年之前，欧洲是没有人能制造真正的瓷器的。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制作瓷器的原料瓷土，也就是高岭土，而是因为那些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误传。
董浩珉和记者说，一方面欧洲很多国家更多使用的是金银器，对瓷器的依赖不大，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误传。瓷器看上去很像玻璃，也很像贝壳，所以他们都以为瓷器的原材料可能和这两种东西有关。而这样的误传让他们走了很大的弯路。最后德国人发现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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