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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中國古代的外銷產品，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瓷器、茶葉和絲綢。而據史料記載，這三種產品中，最早被傳出去的是絲綢，因為它很輕便，很早就傳入了歐洲，甚至在古羅馬時期就已經傳出。絲綢讓歐洲人，有了最好的布料。茶葉讓歐洲人有了一種除了咖啡以外的另一種健康飲料。而瓷器更為歐洲人提供了一種更為美觀、實用的器皿，而在此之前，他們使用的是稍顯笨重的陶器和導熱過快的金屬器皿。在古代這些產品對於歐洲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品，就像今天的古馳、路易威登……
在這三種產品中，瓷器又有著特別的意義，在那個沒照片的時代，文字和繪畫是重要的傳播載體。瓷器上的各種各樣的中國圖案，可以讓歐洲人看到一個遙遠的地方的文化，中國人的形象、中國人的習慣、中國的園林、中國的文字……我們都知道“瓷器”的英文為“china”，和中國的國名是同一個單詞，在外國人眼中它與中國的關系是不言而喻的。
新年伊始，央視紀錄頻道推出的紀錄片《瓷路》播出了。在《瓷路》播出之后，講述這三種外交品的紀錄片(另兩部為《茶》和《絲路》)就已經全部面向觀眾。《瓷路》的執行總導演董浩?認為，“雖然這三部紀錄片並不是在立項時就被定為一個系列，卻被有意識地整合在一起。”
從前期籌備算起，《瓷路》的團隊用了5年的時間去制作這部紀錄片。攝制組追尋瓷器的“腳印”，走到了中國18個省，又踏足世界上10個在古代和中國進行瓷器外貿的重要國家，來描繪古代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的畫面。董浩?說，“我們知道古代的中國文明是高於其他文明的，這個落差甚至大於今天的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落差。高的一定會向低的流動，但我們更強調的是交流。在一個足夠長的歷史裡，文化一定是相互影響的。”
作為執行總導演的董浩?說，“在五年前，瓷器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日用品。但今天讓我來判斷瓷器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認為瓷器就是一本書，從這本書裡，我們能够正常的看到很多的故事和歷史，很多人的悲歡離合。它和中國人的生活關系太密切。”
在董浩?的眼中，瓷器與茶葉、絲綢的不同之處在於，瓷器是歷史的產物，瓷器本身寫著每個時代的歷史，並且不會腐爛也不會變質，每一件瓷器都是永不腐爛的史書。
對於考古工作者來說，當時人的飲食習慣、生活習慣，我們都可以從瓷器的外形等特點中推斷出來。
瓷器和茶、絲綢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外交品。但瓷器似乎又有著它的特別之處，瓷器有著時代的特點。董浩?說，“瓷器是時代的產物，唐代有唐代的瓷器，宋代有宋代的瓷器，而宋代的瓷器肯定不會在唐代出現。”但是“像茶葉，可能在每一個時代都差不多，絲綢差別也不大，但不同時代的瓷器差別會非常大。”
而這個時代的產物，即使沉入大海、埋在沙子裡，成為碎片，它也永久保留著那個時代的烙印，“船攜帶著大量的瓷器出去，就算船沉了，不管是埋在沙子、還是沉在海底，數百年甚至千年，它是不會腐爛的。”
瓷器本身就寫著歷史。對於考古工作者來說，當時人的飲食習慣、生活習慣，我們都可以從瓷器的外形等特點中推斷出來。而直觀的是瓷器外部的花紋和圖樣，人們的樣貌、生活狀態，都可能被畫在瓷器上。董浩?說，“到了清朝以后，瓷器中覆蓋了大量的信息，畫了花鳥魚虫，各種圖案，甚至文字，把瓷器拿出來做研究，能够准确的看出歷史的畫面。”
而另外一方面，“對於文化來說，我們通過元青花，可以看得見當年的繪畫水平，和當年一些來自西方的圖案、元素”。從這些我們能够正常的看到中國古代是通過哪几个方面和西方交流的，“瓷器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中介，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鏡子。”
從瓷器的繪畫風格以及燒制材料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比如唐代的唐三彩。
作為紀錄片《瓷路》的執行總導演，董浩?告訴記者，此次拍攝最初就確立了選題方向不是瓷器的工藝、裝飾、紋樣等，而是去探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流。
“我們有一個概念，中國古代是閉關鎖國的。但是這似乎是從明代以后才開始的，而這一點僅僅從瓷器上就能够准确的看出。”董浩?認為，這一點在唐朝著名的陶瓷品“唐三彩”上就得到了非常扎實的印証。
“在唐三彩的器皿上能够正常的看到唐代的縮影。在唐三彩上重要的圖案就是人物、駱駝、馬。而這裡面的人大量的是胡人。”胡人是中國古代漢人對除了漢人以外部族的稱呼。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外國人。“我們想象的到，當時一定有很多外國人在長安裡生活。”董浩?認為從瓷器的繪畫風格以及燒制材料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中國古文中“三”代表“多”，“三彩”就是“多彩”。中國古代的陶瓷制品都是單色的，一般有黑色、紅色、青色，但是像唐三彩這種色彩斑斕的幾乎沒有，而這種彩色的裝飾很顯然帶著一種濃烈的西亞風格。而唐三彩中藍色的出現更是印証了這一點。“燒制藍色需要一種叫鈷的礦物質。但當時中國是沒有發現這種礦物質的。”而這種礦物質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從伊斯蘭傳過來的。
元青花有很多大盤子形狀的器皿，推斷為“西亞訂制”的理由就在於它們的形狀是不符合中原人使用習慣的。
元青花是今天市場一種極其稀少和昂貴的瓷器。董浩?認為，當今留下的元青花稀少的原因除了元青花燒制的時間比較短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大量元青花器皿被銷到國外。
我們都知道元代版圖龐大，“理論上來說，元代時，中國和西亞是一個國家，當時的路路是暢通的。這個時候，西亞的需求、訂單就不斷產生。在中原地區燒制的瓷器就可以不斷傳入西亞地區。”董浩?認為，推斷這些器皿為“西亞訂制”的理由就在於他們器皿形狀是不符合中原人使用習慣的。“元青花有很多的大盤子形狀的器皿，在古代中原地區是不用這種大盤子的。這種大盤子的器形就是阿拉伯人的習慣。他們是坐在地上，用手吃飯的，所以他們需要大盤子。”而“元青花上層層疊疊的花紋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神廟上，這種花紋是通過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所以，這種帶有濃厚的伊斯蘭風格的瓷器產品，應該很少在中原銷售，而是直接銷往西亞地區。
董浩?告訴記者，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中，他們找到了這種“出口”訂單的憑証。“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早於英國等地的東印度公司，他們的文獻記錄了很多更早的中國陶瓷外銷的歷史。在荷蘭的海牙，我們找到了東印度公司的文獻。荷蘭國家檔案館給我們調閱了十八世紀中后期的檔案。那裡記錄了一個荷蘭人在中國廣東設置的一個工廠。這個工廠是做中國銷往荷蘭的陶瓷貿易的。他把荷蘭人的訂單，用鉛筆畫畫下來帶到中國生產。”外國人的瓶子和中國人需要的是不一樣的，所以鉛筆畫可以直觀地表達出他們的需求。這就是早期的產品設計圖紙。
為了盡可能給觀眾交代出瓷器之路。攝制組在過去的兩年裡，北到內蒙古、西到新疆、東到台灣、南到海南，覆蓋了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瓷器產地和外銷路線，在國內18個省，近30個縣市以及世界上10個國家進行拍攝。
董浩?告訴記者，瓷器流向世界的路大概有三條。“一條就是向西的絲綢之路，在這條路上我們到了哈巴克斯坦、土耳其﹔還有一條路就是下南洋的路，這條路從廣東那邊出發，穿過中國的南海，我們去了新加坡、菲律賓、印尼。從這條路進入印度洋，往北走就是歐洲，在歐洲我們去了荷蘭、德國、法國、英國。”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日本。這些國家都是歷史上和中國進行瓷器貿易的重要國家。“瓷路不是嚴格、行走的路，我們通過十來個關鍵的國家，來描繪出來當時的歷史。”
在中國的海南，“海撈瓷”非常有名。“海撈瓷”顧名思義就是海裡撈出的瓷器。在古代瓷器大量用海運的方式出口，而一些船隻因為種種原因沉沒，船上的瓷器也隨之沉入海底。這些瓷器再被今天的人打撈上來。
董浩?告訴記者，現今有記載的最早的一艘中國沉船在印尼一個偏僻的小島附近。這艘沉船是唐朝時期的船隻，被稱作為“黑石號”。在上世紀90年代，這艘船整船被德國人打撈上來，最終被新加坡政府買走。攝制組不僅到新加坡拍攝了被打撈出來的完整器具，也來到了“事件發生地”進行拍攝。董浩?說，“我們雇佣專業人員到水下打撈，雖然隻有兩天的時間，我們依然找到了大量的瓷器碎片。因為這條路線，是中國和南洋、歐洲貿易的最重要的路線。比路上肩扛、馬背省力很多了。所以雖然危險，但是依然有源源不斷的船從這條航線上走過。用考古學家的話說，這條海上的貿易之路，就是用沉船來鋪就的。”
在中國我們常把“陶瓷”放在一起說，但它們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器皿。陶器非常的笨重，而瓷器小巧輕便。我們無法考証最早發明陶器的是哪個地區，但是瓷器是中國特有的。
董浩?說，瓷器很早就傳入了歐洲，但是在1710年之前，歐洲是沒有人能制造真正的瓷器的。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制作瓷器的原料瓷土，也就是高嶺土，而是因為那些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的誤傳。
董浩?告訴記者，一方面歐洲很多國家更多使用的是金銀器，對瓷器的依賴不大，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的誤傳。瓷器看起來很像玻璃，也很像貝殼，所以他們認為瓷器的原材料可能和這兩種東西有關。而這樣的誤傳讓他們走了很大的彎路。最后德國人發現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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